中共隆昌县支部的建立
1938年5月，中共宜宾高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中共党员刘仕咸从宜宾高县政府回到隆昌县老家。不久，中共泸县中心委派人与刘仕咸取得联系，计划在隆昌县建立中共党组织。7月，中共隆昌县特支正式成立，刘仕咸任中共隆昌县特支书记，直属中共川东特委泸县中心县委领导。
1938年9月，中共隆昌县特支书记刘仕咸调到泸县二十三兵工厂工作，中共隆昌县特支书记空缺半年。1939年春，中共党员余照林从宜宾高县回到隆昌县，中共泸县中心委派联络员缪克刚与余照林取得联系，并在隆昌县城边的火药池召开会议，建立了中共隆昌县特支，指定余照林担任中共隆昌县特支书记，直属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中共隆昌县特支建立后，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积极发展地下党员，先后在隆昌县立初级中学和乡师校等几所学校发展了韩宗恕等7名共产党员，党支部党员增加到10名。同时，积极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秘密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进行革命斗争。
1939年春，余照林应双凤小学校长沈慕琮之约到双凤小学教书，孙笃卿、刘仕咸二人无固定职业。这时，双凤小学也随即成为中共隆昌县特支的接头地点。余照林利用教书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余照林工作中不够隐蔽，学校组织师生举行升中华民国国旗仪式时他不敬礼，唱中华民国国歌时把“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唱成“山神土地吾党所供”。同时，上级派来的同志经常由孙笃卿、刘仕咸约到双凤开会。余照林经常与陌生人在一起，逐渐引起校长沈慕琮的怀疑。后来，沈慕琮偷看了余照林的好友、时任山西省隰县县长彭涛(又名彭文龙)从山西隰县的一封来信，信中有抗日救亡等内容，断定余照林是共产党员，有“反动行为”，逼迫余照林离开学校，否则就要上报国民党隆昌县政府派人逮捕他。于1939年6月，余照林被迫离开学校。刚回到家，受沈慕琮指派的学校教务主任前来逼迫余照林承认发展了学生加入共产党，并要余照林交出学生的入党表。余照林感到势态严重，即于次日只身匆匆前往乐山县中学任图书管理员，以此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6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巡视隆昌县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了解到中共隆昌县特支书记余照林走后，中共隆昌特支工作处于松散状态，重新指定了中共隆昌县特支书记。新的中共隆昌县特支进行了改组，由于联络工作没有跟上，部分党员先后离开了隆昌县。1939年底，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把隆昌县特支划归中共巴县中心县委永(川)荣(昌)隆(昌)县特支领导。
1940年春，在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过程中，中共隆昌县特支成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共隆昌县特支停止了活动。
中共隆昌县党组织建立青年工作据点
1942年12月，隐蔽在内江师范学校教书的中共内江中心县委书记刘作先与川康特委失去联系后，就与中共内江中心县委委员蒋启予和共产党员沈寄踪(隆昌人)商议，撤到隆昌县以教书作掩护，后来建立了中共隆昌乡师校党小组。在白色恐怖中，乡师校党小组把学校作为斗争的阵地，坚持既教书又育人，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团结进步人士，削弱了渗入学校的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势力。
1946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全面转入“清共”“剿共”，局势不断恶化，“三青团”也加强了对他们三人的监视。为避免发生意外，经过商量，决定撤离乡师校。但是经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教育培养的六个班的同学，渴求进步，积极争取迎接解放的斗志不减。他们利用课余、寒暑假时间参加青年学生歌唱团，传唱革命歌曲，乡师校党小组培养的大批进步学生成为解放后隆昌县党的新生力量。1945年，乡师校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列为青年工作据点之一，载入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光辉史册。
隆昌县部分党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在外从事革命工作的部分隆昌县籍共产党员先后回到隆昌县，在一些学校领导师生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1940年初，共产党员郭成圩由川康特委转回家乡隆昌县隐蔽，与荣昌县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1940年，郭成圩应聘在隆昌县立初级中学教书，在隆昌县立初级中学十一班学生中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小组。
1941年初，中共永(川)荣(昌)隆(昌)等县的工委书记周平来隆昌县与郭成圩接头，并发给了一些学习资料，郭成圩立即秘密组织读书小组学习。
1942年，郭成圩在隆昌县城老街徐家花行内开设了天成药房，以医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44年，在外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韩秋雁再次撤回到隆昌县隐蔽，在隆富师管区(国民党在隆昌县和富顺县建立的一个师的管辖区，后改为团管区)医院作军医，秘密从事共产党的工作，与湖南华容苏维埃主席、鄂西特委书记包君毅保持单线联系。抗战胜利后，韩秋雁才离开隆昌县，先后在《西南日报》《国民公报》《民主报》等多家报社工作。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舒启元 供稿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朝阳 实习生 姜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