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威远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张涤痴被迫离开广州,几经周折于8月初回到了家乡威远,在威远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建立农协会




张涤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等革命活动家的教诲,系统地学习了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进行了集会结社的实习和宣传等训练。


回到家乡后,他一面积极与中共荣县城区党小组的陈家钰取得联系,一面在县内以表弟周肇基的染房为联络点,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


为了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张涤痴教农民唱《庄稼佬之歌》《工农兵之歌》《国际歌》等歌曲;支持佃户抗捐抗款,与团阀进行斗争。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和实际斗争,农民群众得到了充分的发动,并相继在白鹤坝、两河口、铺子湾、镇西、龙会、界牌、新店、连界场、新场、茶叶湾、黑大湾等近30个区乡建立了农协会组织。


1928年8月,中共威远特别支部得到中共川南特委认可,其领导的威远县农民协会于此年秋季在镇西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确定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的群众组织,其任务是以抗租抗捐为中心,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


1928年冬,中共威远县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使以反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反加租另佃为内容的农运斗争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


围逼县衙


威远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在中共威远地下党的领导下,全县各地掀起了以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反加租另佃和抗兵差、抗预征粮、抗苛捐杂税为内容的“三反三抗”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破坏了反动统治的秩序,而且直接削弱了军阀的财政收入。


1929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第24军派提款委员来威远坐镇收款,首先就以“反抗军款,拒不交纳”的罪名逮捕了张涤痴,妄图杀一儆百,把农民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可万万没想到,这激起了农民更大的愤怒,农民协会上千人积极配合党所掌握的地方民团武装,包围了县城,营救张涤痴。提款委员与县知事在大兵压境而又无后援的情况下,只好释放了张涤痴,并应要求取消了预征粮和牛头捐。


张涤痴出狱那天,农民群众欢欣鼓舞,燃放鞭炮,并给张涤痴披红戴花,庆贺反预征粮和牛头捐的重大胜利。


打行惩奸商


五里浩(镇西)毗邻荣县,是位于荣县、威远两县城之间最大的一个场镇。该集市贸易量较大,每逢场期,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到此赶场,热闹非凡。但场内商品交易的行市,大都为地方恶势力所操纵。


粮食市场李六生不仅擅自加收厘金税,还贱买贵卖,大斗进、小斗出。为盘剥农民,他特制出一种弧形斗刮,买时用弧内圈面刮斗、卖时用弧外圈面刮斗。对此,群众十分痛恨。


为打击奸商盘剥,农民协会经过周密的计划,决定组织几百名农协会员举行打行罢市斗争。


1929年5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党员、县农协会委员傅品三和农协会员余能江带领农协会员数百人汇集米行,将米行的行、斗、簸盖、家什全部砸烂。包行李六生和斗手周德三见势不妙,趁乱逃走,另一斗手周槐三当场被生擒打掉门牙。见此情景,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农协会当即组织了游行,许多赶场的人也都自动尾随其后。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县团练局得知消息后,急令团总出面解决。团总叫农民群众推举代表进行谈判,群众说:“我们都是代表。”使团总毫无办法。


为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农协会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罢市斗争。从第二场起,连罢三场(实际上只罢了一场),并按分工各自回去动员农协会员带头不赶场。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响应,使镇西场上冷冷清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反动当局深恐肇祸,县税捐处只好将米行收回另包。


抗租杀差人


1929年春,镇西区地主滕绍卿要增加佃户、农协会员傅洪发和王再银等人的地租,遭到农协骨干傅品三、傅炳先等人的抵制。


6月9日镇西逢场,县知事派出差人到镇西,对农民王再银、傅炳先进行明传暗抓,并将他们毒打后关在区团部,准备由团总派人押送到县城。傅品三闻讯忙找团总刘永光(地下党员)商量,刘永光决定派不带枪的团练兵押送,并与傅品三商定下午送人。


待差人等行至双青铺时,傅品三上前拦住路口与差人交涉,让他们放人。差人坚持不允,农协会员气愤至极,围上前去,护送的10名团练兵见机而散,大家对着差人举棒便打。三个差人一个逃走、一个受伤、一个被打死。傅品三抽出马刀,割断捆绑王再银、傅炳先的绳子,救出二人。随后大家便分散隐蔽起来。


受伤的差人和团练兵回团部报告情况后,刘永光又派人提枪到双青铺打了一排子弹,以示反击震慑,才向县府报告。


除霸撵知事


镇西金竹滩土豪劣绅范志澄贪赃枉法,横行乡里,当地群众对他无不切齿痛恨。他到荣县观音岩寨子里,暗中策划破坏农民运动,并组织暗杀团,叫嚣着要把农协会”一个一个地杀掉”,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荣县、威远两县地下党都派人去当地领导农民协会惩处范志澄。


1929年6月20日,范志澄到金竹滩炭棚结账。时至傍晚,威远和荣县几百农民包围金竹滩,吓得范志澄慌忙逃窜潜藏。第二天早晨,范志澄在附近佃户家的柴屋中被发现,范志澄向搜捕人员开枪射击,最终被烧死。


6月22日,县知事魏宗晋到镇西策划镇压。以“咽循畏葸,下情雍塞”为由,撤换了该区团总和大队长。次日,魏宗晋在保镖的护卫下,乘轿路过“一把伞”(小地名)时,遭到埋伏在路旁的农协会员开枪警告。他慌忙下轿逃窜,回到县城后紧闭城门,惊恐不安。在给刘文辉的告急文中,他惊呼:“一旦堤防溃决,危险万状。”“共产党首恶未除,则随时随地皆有复起之虑。”


当时的《商务日报》也载道:“荣威农协会,因共产党从中利用煽惑,致势焰嚣张已极,于是焚烧枪杀,无所不至,使地方情势陷于赤色恐怖。”


威远县的农民运动从经济斗争开始发展到政治斗争,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国民党政府第24军军部电令荣县与威远驻军协同团务局,于1929年6月23日在荣威边界联合采取行动,抓捕了农协委员刘汉如等10余人。7月,刘文辉又增派余中英旅移驻荣、威两县。威远县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张涤痴、傅品三等农协会骨干数十人先后被逮捕与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