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林（1918—1942），四川省威远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战地记者团第四组党小组长。1942年，随同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在平绥铁路以北进行实地采访时，遭遇日军伏击，突围时因寡不敌众，被刺身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追认沈文林为革命烈士。
1918年8月20日，沈文林出生于威远县城北门外的县立第四初级小学（清代文林书院内），因为母亲希望他今后聪明好学，便用出生地名给儿子取名文林。
1930年，沈文林举家迁至南京。沈文林小学毕业后，沈文林考入南京钟南中学。他除了专心课堂学习外，还积极投身于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一次，他对母亲说：“娘，如果我一天两天不回家，你就不用找我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经常有青年学生失踪，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不久，沈文林随父母返回四川。国难当头，沈文林不愿意成天呆在家里。这年冬天，沈文林从成都出发，穿过重重关卡，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4月，沈文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
沈文林进入抗大后，经过党的教育，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笔记中写道：“要求自己要有布尔什维克的谦逊的态度——朱总司令可说是模范”“要有英雄的气概，科学的头脑，有政治家的风度，远大的眼光。”在抗大这所革命熔炉里，他同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一样，被锻炼成为英勇奋斗的抗日干部。
1938年11月底，沈文林被挑选到八路军总政战地通讯记者团任战地记者。听到这一消息，沈文林高兴极了。他在日记中要求自己要“记述许多英勇的可歌可泣的史实、一切战斗经验、政治工作经验、群众情绪、敌人的残暴行为，扩大国际国内宣传的影响。”
12月1日，沈文林同抗大同学袁维丹、孙暂生、杨超伦、杨秀照及鲁艺学员叶立平等六人到总政报到，宣传部田野同志十分热情：“欢迎你们到记者团来，这次记者团分四个小组，你们六人编为第四组，组长由袁维丹同志担任，党小组长由沈文林同志担任，这次采访的主要范围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那里有贺龙任师长的120师。”一听说到贺龙部队，沈文林急切地问：“什么时候出发？”田野笑道：“小鬼，不会留你们多久的，两天内就出发。”随后，亲自给每个人发了“八路”符号，戴在左肩上。沈文林戴上后爽朗地笑了，激动地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八路军了，我要无愧于作一个八路军战士。”
第三天，沈文林一行六人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延安起身，踏上去前线的征途。他们经延川、绥德、佳县，行军16天到达离敌人仅180多里地的山西岚县境内。到了岚县，才得知贺龙已率主力向冀中进发，并派李井泉在绥远省创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于是他们采访了留守岚县的120师政委关向应同志和358旅旅长张宗逊同志。这一采访场面，正好被总政电影团的袁牧之、吴印咸同志摄成电影（后来送到苏联洗印时不慎失火烧毁）。
1939年4月，日本侵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沈文林参加了120师留守部队714团、独立一团、二团的反扫荡。他采访于边山、文水、西社等县，后又带病两下平川去敌占区了解情况。在我军敌后工作团滞留期间，帮助部队抓教育工作，办战报，写宣传品，勤奋写作，用“戈里”笔名在延安陕、甘、宁机关报《新中华报》，晋西北党委的《晋西日报》上连续发稿，报道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沈文林在给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只有多接近群众，才能收到更好的材料，不但要访问，而且要亲自参加战斗……”这正是他在新闻工作上的经验总结。
1939年5月，沈文林所在记者小组开始分散活动，他同孙暂生主动报名去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其余同志分赴冀中、雁北一带。8月，沈文林随军向敌后挺进，饮马长城，转战阴山，一面作战，一面采访，工作十分出色，多次受到上级好评。
1942年，中日战争正处在紧张状态，为配合希特勒在西欧的作战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三个师团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全面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遭到我根据地军民的奋起抵抗。沈文林为了更好地收集前线战斗的第一手材料，随同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在平绥铁路以北进行实地采访。一天下午，这支骑兵部队在内蒙（当时的绥远省）绥中县境内突遭日军包围，沈文林他们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沈文林，这位年仅24岁的新闻战士，以他的行动实现了“无愧于作一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前夙愿。
沈文林殉国的噩耗传到记者团，战友们都无限悲痛，为他写下了“青山埋忠骨，浩气凛千秋”的挽联，还在《晋西日报》发表悼念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追认沈文林为革命烈士，绥中县人民政府在沈文林牺牲的地方为他修建了烈士墓，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抗日战士。